文/范莎莎网络配资
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民族资本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不起主导作用，但它们户数众多，遍布城乡，同广大群众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私营工商业在为社会提供产品，实现商品流通，增加社会就业，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在经济恢复时期，如何处理好国家与私营工商业的关系，在限制其消极面的同时，发挥其生产经营积极性，需要掌握好政策界限，探索有效解决办法。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对于合理调整工商业，统一全党思想，争取国家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陈云参加了此次会议，参与了调整工商业的重大决策，并且是部署和组织调整工商业工作的主要指挥员，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从会议召开的背景看陈云为什么要调整工商业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伴随着20多年的战争造成的物资和人力资源的损失以及极度的通货膨胀，经济濒于崩溃。在1949年11月至1950年2月期间，物价上涨了一倍半以上。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个月内，通过几番金融物价的斗争，建立统一的财政制度，经济恢复态势明显。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后，市场状况发生很大变化，猖獗的投机活动得到遏制，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在稳定物价的过程中，由于我们采取的许多措施用力过猛，如1950年春节前后的“四路进兵”（收税，收公债款，发放工人工资而且不准关厂，公营企业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私营工商业普遍遇到困难，到1950年春夏之交，社会经济一时出现了“后仰”现象。
私营工商业陷入困境
银根紧缩之后，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私营工商户关门歇业等问题。首先是商品市场成交量远低于上市量，滞销严重。1950年3月，全国各地物价开始下降，市场普遍出现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滞销现象。3月下旬，北京市粮食交易所上市量3500万公斤，成交量只有500多万公斤，占上市量的14%多；面粉上市28万袋，成交2万余袋，成交量仅占上市量的7%多。其次，由于产品销量大幅度萎缩，许多城市工厂开工不足，私营工业产量大幅度下降，尤其是轻工业，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困难。1950年5月主要产品产量同1月相比，棉布减少38%，绸缎减少47%，呢绒减少20%，卷烟减少59%，烧碱减少41%，普通纸减少31%。从地区的情况看，东部沿海私营工商业发达的省、市，如江苏、上海、天津、广东等地的困难程度，要比内陆省、市及国营经济发达的东北地区和小城镇严重。1950年4月同1月相比，上海的火柴产量下降了56%，面粉、毛纱、卷烟、玻璃、化学胶等产量也下降了60%～80%。最后，市场疲软致使大批商店、工厂歇业、倒闭，失业人员激增。当时，上海的失业工人有20万，全国大约有100万工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这种状况，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失望和不满的情绪在一部分工人和城市贫民中迅速蔓延。上海市市长陈毅报告，1950年三四月份上海人心浮动，匪特乘机活动，市面上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抢糕铺、打警察、聚众请愿和捣乱会场等类事件。经济问题已影响到社会安定。
“左”的意见和做法蔓延
当时，党内有一些干部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忘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指导方针，忘记民族资产阶级仍是团结的对象，产生想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左”的想法和做法。在三四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一名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在工商组讨论会上提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等错误意见。有些人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认为革命胜利了，民主党派“任务已尽”，“是包袱”。在实际工作中，国营贸易财大气粗，过于垄断，“使私人感到道路很窄，无什么可干”。金融贷款“先公后私，只公不私，国营、公营贷款占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私人贷款为数甚少，时间很短（一般三个月，周转不过来，特别是工业贷款需要半年以上），对私人工商业笼统地采取‘吃不肥饿不死’的办法（如山西）”。“对私资‘能排挤便排挤，能代替便代替’。”这些错误的做法，使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疑虑和不安，一些从香港回到上海的资本家，这时有的又跑回香港去了。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敏锐地察觉到这种错误倾向。为了克服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稳定他们的生产经营情绪，1950年夏，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及时对党内在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问题上出现的“左”的意见提出批评并加以纠正。陈云在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前对一些“左”的做法已有所察觉，并进行了批评和纠正。4月25日，陈云在中财委委务会议上阐明调整工商业的必要性时就指出：调整工商业“解决的是‘公私兼顾’，把过去不适当的要加以修正”。比如收购，“公私应有同等权利”，但要有一定的比重。“要了解私人不能挤，不能少”，干部要懂得这个道理。
局部调整工商业取得一定经验
关于调整工商业的决策，1950年三四月份，中央先后召开了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些会议为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准备。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
4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中财委党组会。会议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他在讲话中指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就要让他发展，有困难就要帮助。会议决定中财委的工作要把重心从财政方面转到恢复发展经济上，首先抓好现有工商业的调整，按照公私兼顾的原则，从贷款、税收、原材料供应、运输等方面扶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这次会议之后，在中财委的组织领导下，召开了一系列有私营工商业者参加的工商、税务、贸易、油脂、火柴、橡胶、机械、纺织、造纸、印染等行业会议，摸清各行业和市场情况，初步制定出本行业的发展方向和调整政策。
5月8日至26日，中财委召开了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详细了解私营工商业的困难，确定落实调整工商业的措施。会议确定五种经济成分都要统筹兼顾，不能只顾公营经济一头，这是克服当时工商业困难唯一可能的办法。陈云在会上作了调整工商业的专题发言。他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要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要顾此失彼，“按下葫芦又起瓢”。在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上，陈云深入分析了工商业困难的原因：第一，金融和物价的稳定，暴露了同时又停止了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第二，过去适合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发展起来的若干工商业，由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消灭，许多货物失去市场，另有许多货物也不适合人民需求的规格。新旧政府的更迭反映到消费上也有很大变化。此外，许多私营企业机构臃肿，经营方法不合理；同一行业内部盲目竞争，地方与地方之间供求不协调；长期战争造成人民购买力降低；公债发行和税收制度不完善等，也是原因之一。
从会议制定的路线看陈云如何调整工商业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把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正式列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要求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由于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病情日益严重，不能理事，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陈云，经中央决定参加书记处工作，并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主席团。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强调：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陈云在会上作了《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的发言，对合理调整工商业作了具体部署。他强调了统筹兼顾五种经济成分的重要性，并阐明了调整工商业的必要性、内容与有关政策。
转变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
做好调整工作，首先就是要纠正党内，特别是财经队伍内部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情绪，及时对这种倾向进行批评、纠正。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在当时的战略策略方针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作斗争，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
会议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这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错误思想。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不要把他们推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
关于如何纠“左”，陈云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党内的财经干部，每人都要熟读《共同纲领》第26条。第2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陈云强调，党内同志不能忘记这一条，“不但要读熟，还要照着做”。财经部门有的干部指导思想上有些急进，想借稳定市场之机搞掉私人资本，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在处理公私关系上，要求过严过紧。要调整工商业，首先就必须从思想根源上扭转当前财经干部中存在的这种错误认识。在会上，他提醒大家，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工商业对国计民生仍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财经工作必须对它们统筹兼顾。
确定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
这次会议，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为在三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全党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起来，创造三个条件，完成八项工作。三个条件是：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八项工作是：有步骤地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在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的方针下，调整税收和现有工商业；在保证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并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坚决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党整风的指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全党整风运动。所谓调整工商业，就是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都能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经营，帮助资本主义工商业健康发展。围绕这个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生产、经营、税收、劳资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具体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现财经状况好转的纲领和“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为中财委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合理调整工商业提供了巨大的指导意义。
在此次会议上，陈云指出了这次经济调整的基本方针是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作过系统的论述。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陈云阐发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他指出，1950年的经济调整，就是毛泽东所讲的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的问题，一方面，“只有在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办法下面，才可以大家夹着走，搞新民主主义，将来进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所谓统筹兼顾，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统筹兼顾，五种经济成分的地位又有所不同。“对于资本家，凡是妨害国计民生、投机操纵、偷税破坏等行为，都要反对，不能含糊，公开也这样讲。”从这两个方面来把握统筹兼顾的方针，在实践中就不易产生偏差。
确立了调整工商业的具体措施
为了使私营工商业各得其所，中财委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工商业进行调整，分别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其中又以调整公私关系为重点。
在调整公私关系方面，主要措施是扩大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调整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和调整价格，对私营工商业发放贷款，调整税负，在市场管理上采取一些办法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等。调整劳资关系，是在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和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按照劳资两利的原则协调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重点是纠正工人在劳动条件上的过高要求。劳资间的纠纷，提倡通过民主协商，按照有利于生产的原则加以解决。调整产销关系，是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统一领导下，按照产销平衡的原则，通过各行业内部和各行业之间的协调平衡，克服生产和经营中的盲目性，引导私营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有计划地生产，做到产销平衡。
陈云经过反复思考，除一般地减轻税收、缓催公债外，提出了两条主要措施：加紧收购土产品，恢复城乡交流；扩大加工订货。
当时，工商业困难的一个主要表现是产品卖不出去，而产品卖不出去的主要原因则是老百姓特别是农民手里没有钱。有人认为这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扩大造成的，主张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来解决这一问题。陈云则持不同的意见。他认为，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不容易办到，而且也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认为，造成工商业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多年的战争使城乡交流隔断了，农产品收不上来，农民手里没有钱，因此工业产品也销不出去。农民有了钱，工业产品就好卖了。因此，陈云主张1950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大力收购土产，恢复城乡交流上。而加工订货，实际上是国家出钱买私营企业的产品，这就更加保证了私营企业产品的销路。这对处于“休克”状态的私营企业来说，不啻为一种“人工呼吸”。
从会议精神贯彻的结果看陈云调整工商业的成效
按照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合理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很快在全国城市展开。在全会路线指引下，党的各项工作都迅速取得了成效，调整工商业成效显著。1952年8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宣布：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三年左右时间内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中财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财经工作上再次打了漂亮仗，调整的措施及时、恰当，所以见效迅速。合理调整工商业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与之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缓和了失业现象，使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工人的日常生计有了起码的保障
私营工商业户从歇业多、开业少，转变为开业多、歇业少。据统计，到1950年下半年，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10个城市，私营工商业开业的共有32674家，歇业的共有7451家，开业超过歇业25223家。其中，上海市8、9、10月份平均，工业申请开业户数较4月份增加了28倍，商业申请开业户数等于4月份的17倍；而工商业合计申请歇业户数，8、9、10月份平均仅为4月份的12%。
在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陈云邀请资本家代表参加相关会议，同私营工商业者一起探讨调整工商业的有效办法。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从6月到9月，又先后召开公私盐业运销会议和粮食加工、百货产销、煤炭产销、橡胶工业、毛麻纺织、复制印染、卷烟工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全国性的专业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公私代表认真研究，开诚协商，有效地解决了以往公私关系中存在的一些冲突和矛盾，具体拟定了各行各业此后公私分工合作的原则和计划，使上述各业经营情况显著好转，缓和了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紧张关系，稳定了市场，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事后，一些著名的私营工商业者，如上海的胡厥文、盛丕华、郭棣活等人都发表感想，说：党和政府这样信任我们，与我们一道来商量，告诉国营工业生产多少，让我们生产多少，满足我们的生产能力，平衡供应和需求的数字，这种态度与方针使我们很受感动。在国民党当政的22年中，从未这样与我们商量过。所以很感激党和政府，回去我们要努力生产。调整工商业的政策出台后，私人工商业者犹如吃了“定心丸”。
合理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可解决工人失业问题，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解决他们的工作、学习问题。这些决策的战略策略思想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不要四面出击”，以免造成全国紧张的局面，而要造成一个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向着共同的敌人进攻的局面。“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私营工商业的空前活跃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工业品，同时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
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使得工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商品供应充足，经济市场活跃起来，物资交流、城乡交流更为顺畅，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全国各城市的货物成交量，从6月份起逐月增加。上海棉布成交量10月份较5月份增加了10倍。有些城市的工商业家反映，目前市场的活跃和繁荣，为全国抗战爆发以来10余年所未有。陈云在1951年4月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5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到9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薄一波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提到，调整工商业“把收购农副产品作为主要措施，抓到点子上了。如果要讲那次调整的经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经验”。此后，城乡交流也被当作振兴全国经济的中心环节，被继续推动下去，并在1951年和1952年分别出现了城乡物资交流的两次高潮。这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农副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强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或消灭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这样，可以进一步促进正当工商业的发展，打击投机，使城乡交流更趋活跃。这是一连串的收获。
进入秋季，形势进一步好转，市场出现了繁荣景象。1951年，市场情况较1950年又有了更大的好转。随着1950年秋后开始的城乡物资交流运动的大力开展、土地改革任务的陆续完成和农业丰收，再加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逐渐增加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对某些工业品需求量的增大，1951年的市场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新情况。
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宝贵经验
这次调整工商业，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初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引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在调整工商业期间，陈云曾指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和财政状况，目前正处在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而为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历史转折点，由落后到进步的历史转折点，由坏情况到好情况的历史转折点。”调整工商业正是实现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私营工商业不但得到了恢复发展，而且那些私营工商业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被剔除，私营经济中的盲目性一定程度被消除，逐步纳入国家计划中，国营经济的力量也进一步增强了。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由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逐步实现了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过渡，这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争取财经根本好转奠定了基础，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做好了准备。
在调整中，国家有步骤地组织私营工厂的生产和加工订货。一年分两次，把全国军队、政府等方面的订货单子集中起来，然后分配到各地。过去社会上的生产是无计划的，通过有计划的加工订货，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通过这种办法，把私营工厂纳入社会主义生产体系。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一旦接受国家加工订货的任务，企业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国家控制了私营工业从原材料购买到产品销售的整个流通过程，私营企业要进行再生产，就不得不依赖国营经济，不得不服从国家的计划安排，它已经成为一种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
通过此次调整工商业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套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办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及时纠正了党内一些人主张以“排挤”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要提前消灭资本主义，急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左”倾偏向，强调了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讲道：“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在一个时期内，民族资本家发展工业，向工业投资，是带进步性的，是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虽然中国商业资本在大城市中过于膨胀，但是，中国是散漫的小生产占优势的大国，私商的存在是不可免的。为着发展商品的交流，国家允许私人资本经营商业，这也是对于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
中国在从革命战争走向和平建设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适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中心任务，制定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正确指引下，经过多次调整工商业，使各种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在各自领域和从不同方面发挥了其对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全党全国人民经过三年的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后来，陈云对这一阶段的工作曾作过一段精彩的概括：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一统一调，“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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